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沙市中学——荆州的“西南联大”

日期:2019-02-22 来源:荆州日报

◀参军的原省立四高学子们的合影。(沙市中学秦卓琼提供)

▲松滋苦竹寺遗址,现为松滋二中校园。(@文恒甫提供)

1937年,卢沟桥事变爆发,日本全面侵华。

相比于军事侵略,日本人意图从文教上摧毁中国国民的民族意识,文化灭国的手段更加阴险。

整个华北,已容不下一张平静的课桌。

所幸当时国民政府早已看透了倭寇的狼子野心:“国家亡了还可以复兴,文化亡了就全亡了。”

为挫败日寇阴谋,保留全民族科技文化精英,是年,北大、清华、南开三所大学辗转数千里,南迁至长沙岳麓山下。

一年后,三校师生兵分三路,再次西迁至云南昆明,成立了著名的“西南联合大学”。

大师辈出的西南联大虽然只存在了8 年,但整个20 世纪,联大毕业的各届学子撑起了新中国科学技术人文历史的半壁江山。

鲜为人知的是,在我们这个城市的教育史上,同时期也曾有一所学校,在1941 年至1945 年的5 年时间里,全校师生在战火硝烟里栉风沐雨,徒步辗转1600 公里,高擎“文教救国”的旗帜,为全市保留下知识的火种,直至抗战胜利北归沙市。

南渡

1940年,“二战”陷入相持阶段。

彼时中国的半壁江山,包括武汉已沦于敌手,陪都重庆成为全国政治中心。

6月8日,34万英、法军队从敦刻尔克海岸撤退至英国本土后的第四天,日军第六师团攻占了荆州和沙市。

其时湖北省政府已搬至恩施。

民国时湖北分八个行政督察区,荆沙属第四区。

第四区行政公署,也就是红彩会政府,和部分不甘心在沦陷区做亡国奴的荆沙市民,迁到日军尚未过江占领,还属于大后方的松滋。

次年,为了延续民族文教血脉,省政府决定在八个行政区各设一所高中,可下辖初中部。

省立高中在当时的荆沙是破天荒头一遭,也是有史以来本地第一所正规高中。

荆沙区域高中的校址暂设于临时政府所在地,松滋街河市苦竹寺内。

校名为“湖北省立松滋中学”。

那一年7月,临时政府工作人员和流亡后方的沙市市民,就已得知要办学的消息,筹备组已进驻,大家翘首以盼。

但过了9月中旬,学校一直不见动静。

直到9月底的一天清晨,周边的市民们忽然发现苦竹寺山门前贴出一张招生启事,启事上云:为抵御倭奴,复我河山,养成高尚之品格、渊博之学识、创新之精神并野蛮之体魄的新国民青年,湖北省立松滋中学开课纳生,首批拟招生员六班,各班五十人,学资及膳食费全免,自本日计三日内报名,逾时不候,三日后集中试选,预贺题名。

那个时候虽然没有手机微信、QQ,但是省立中学招生的消息还是传遍了江南江北。

一时间街河市街头人头攒动。

报名的学生以南渡的荆州、沙市人为主,还包括松滋、公安、长阳、五峰等附近县乡,甚至沦陷区的江陵、监利、潜江也有考生前来。

三天内报名人数逾千人,经选拔,300名学生进校就读,校长为张耀先先生。

那时中学教育实行学期制,不同于现在的学年制。

所以首批招收的六个班,是初一至初三的上下各一个。

苦竹寺的经堂即为教室,禅房则是老师及学生宿舍。

佛祖释迦牟尼在大殿上,拈花含笑望着背诵毕达哥拉斯定理的学生。

上门还愿的香客,会惊奇地在早课的诵经声里,听见“where are you come from”的灵魂拷问。

而每个夜晚的藏经阁里,学生们研习尚吾生氏(J. J. Thomson.)原子模型的热切眼光,在一盏盏豆油灯下熠熠发亮。

晨钟暮鼓时分,回荡在寺庙里的,是悲怆的合唱《松花江上》,或者《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》。

第二年,该校正式更名为“湖北省立第四高级中学”,简称“省四高”。

西迁

1942年冬,江北日军渡江进攻江南,第四区临时政府朝不保夕。

为保住民族的希望,省教育厅通知“省四高”迁校至大后方恩施。

一夜之间,四高师生收拾好书籍、教具、衣物等物件,踏上漫漫西迁之路。

此一去,直线距离372公里,民国时两地间唯有清江沿线一条乡间公路可通,全长逾600公里,途中还要翻越两架大山。

当年西南联大从长沙迁至昆明,其中有一路,由校务处进行严格体检,挑选了300名精壮的男生,由国军的黄师岳中将率兵护卫,在闻一多等十几名教授的率领下,一路走到昆明。

“省四高”的师生们享受不到这种待遇,没有军队护送,一路徒步前行,只有省教育厅下发的一纸文书傍身。

多年以后,清江边的乡民,还会回忆起1942年冬天的那一幕。

在熹微的晨光里,31位教师,率领300名十几岁的少年,或挑或扛或背,迤逦而来。

他们虽然面有菜色,但脸上洋溢着坚毅与果敢的笑容,歌声表达着“抗战到底”的决心。

一路上,渴了喝溪水,饿了埋锅造饭,累了就地坐下互相挑脚泡。

每到一地,凭教育厅文书与村公所联系,安排住宿。

各村公所不敢怠慢,在乡绅富户家里优先安顿学生,有的甚至与当地“土匪”打好招呼,不得劫掠学生队伍。

就这样走走停停一个月,终于胜利到达恩施,在临时省城暂借校舍,继续办学。

半年后,日军进攻江南失利退回江北。

1943年秋季开学时,师生重回街河市报到。

但松滋街河市始终处于敌我交战前沿,随时会有刀兵之虞。

校方经过慎重考虑,决定二次西迁,另寻永久校址。

二次西迁的目的地,选在了长阳资丘镇西湾桃花山,当地的一间地主庄园成为了新校址。

就这样,全校师生再一次用自己的双脚,一步一步丈量了松滋至长阳的200 多公里山路。

从此,“省四高”在资丘安顿下来,直至抗战胜利。

弦歌

国难时期,一切从简。

在整个大后方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时,国民教育的开支并未减少。

“省四高”学费与伙食费全免,每年发一套校服。

但生活之清苦,现在已难以想象。

那时没有白米,只有简单脱去了穗没有去糠的粗米。

学生8人一桌吃饭,菜只有一碗清炒蚕豆。

一月打一次“牙祭”,有个香椿炒鸡蛋就当过节了。

无板凳坐,有板凳学生也不愿坐。

因为站在桌前,筷子至蚕豆的距离最短,有制空优势。

当年该校学生大多练就了一手夹蚕豆“稳、准、狠”的绝活,木筷出手,绝不走空。

三年高中读下来,别的不说,武侠小说里少林和尚“筷子夹苍蝇”的神功当可修成。

要想吃得饱,还有个“添饭攻略”,老生们一般不告诉新生。

就是第一碗饭先盛半碗吃着,吃完后赶紧再添一满碗,这样总量是一碗半。

不明就里的新生上来就添一满碗,等吃完想添第二碗时,饭桶已经空了。

学校搬到长阳后,饮食上充分体现了“就地取材”的特点。

长阳盛产苞谷,至今长阳的苞谷酒还是赫赫有名。

于是学生的早餐变成了玉米糊糊,中晚餐吃苞谷饭,8个人半桶合渣当菜。

合渣,就是黄豆磨的豆渣,配上青菜,加入辣椒和盐煮成。

如今去长阳旅游,“合渣火锅”依然是当地本帮菜的“头牌”。

抗战时期物资匮乏,教科书供应不上。

往往只有老师有课本,学生只能按黑板上的板书自行抄写,老生升级时会把笔记传给下届新生。

生活虽然艰难,但大家的学习丝毫不放松。

1944年,知识青年参军抗日的热潮席卷全国。

一寸山河一寸血,十万青年十万军。

“省四高”也有多名学生投笔从戎,血荐轩辕。

当年这些莘莘学子们,在国破城陷的存亡之秋,蔑视投降论的哀嚎,排除万难,辗转千里,艰苦求学,弦歌不辍,这本身就是一种稳定后方人心的力量,让迷茫的民众们看到了民族复兴的希望。

而这一切,只因全体师生心中有一个坚定的信念:正义必胜,中国必胜。

这种对国家和民族的高度责任感,支撑着“四高”的学生们度过了三年的长阳时光。

北归

1945年8月15日,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。

华夏大地一片欢腾,群情激昂。

“四高”宣布放假3 天,全体师生涌入长阳县城,加入到了全民狂欢之中。

作家齐邦媛在小说《巨流河》里描述了当年陪都重庆的欢庆盛况。

日本正式投降时重庆的狂欢,是我漫长一生所仅见。

随着广播的声音,愁苦的大地灌满了欢乐,人们丢掉平日的拘谨矜持,在街头互相拥抱,又跳又笑,声嘶力竭地唱“山川壮丽,国旗飞舞……”这样的爱国歌,说是万人空巷还不够,黄昏不久,盛大的火炬游行燃亮了所有的街道……

9月5日,荆沙日军投降仪式在沙市公共体育场举行。

远在万县参军的原省立四高学子们得知家乡光复的消息后兴奋异常。

次年元旦,他们聚集在一起拍下了一张庆贺抗战胜利的合影。

这可能是迄今为止存世的,“省四高”学生民国时的唯一一张照片。

抗战胜利后,第四区行政公署迁回沙市,“省四高”也酝酿北归。

1946年,“四高”搬至荆州城西,以开元观为宿舍,左近的一所教堂作教室。

1947年秋,“四高”迁至沙市城区庶园路的童家花园,更名为“湖北省立沙市中学”。

当年,国师校长汪奠基先生在童家花园教学楼落成时,亲提楼名“习坎”,勉励后来学子勤奋学习,不忘苦难。

“习坎”二字正合“四高”建校以来辗转办学的艰辛,与全体师生不屈的信念,遂成校训。

抗战时期的前几届毕业生,有的战时从军,有的考入高校,成为战后复兴以及新中国建设的民族栋梁,有的留校任教,把“习坎”精神传承后世。

在他们的感召下,沙市中学后世学子里,走出了樊明武、王明庥、官春云、叶声华等多名中国工程院院士,以及无数高科技、高素质人才。

桃李芬芳,名满天下。

文教救国,大愿已成。

每当早自习的铃声响起,

朗朗的读书声传来,

我们的思绪又会回到77年前,

那个遥远的冬天,

仿佛又看到了,

在风雨飘摇、山河破碎的大时代里,

清江边那群打着背包,

快步行走,歌声嘹亮,

刚毅坚卓的少年……